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党中央权威的维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坚决维护中央权威”［1］。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2］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3］2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十分重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把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对维护党中央权威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学术界目前针对“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理论、历史、现实、文化及制度等多个维度阐释新时代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逻辑、依据、意义以及做法等［4］；二是立足党的百年历程，梳理党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5］；三是在研究党的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将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其中的重要方面进行研究［6］；四是聚焦党的历史上某一段历史或者某一位重要领导人的思想或某一重要历史事件，研究关于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做法与经验［7］。总的来说，学术界目前关于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大多是从宏观方面入手，对中观、微观方面的研究相对欠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党中央权威实现了从开始确立到巩固发展的关键转变。目前学术界对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理论研究文章不多［8］。党的二十大强调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两个确立”的理论视角，具体梳理延安时期党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逻辑，研究分析其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其时代价值，在全党全国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背景下，学懂弄通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逻辑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延安时期的开始。延安时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历史”［9］。正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得到不断巩固，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考察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逻辑，须从历史的实证中得到答案。
（一）从长征结束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中央权威的巩固与毛泽东思想逐步展开
从长征结束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中央权威得到进一步巩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不断巩固与加强，体现为从军事领袖地位到政治领袖地位再到思想领袖地位确立的历史逻辑；二是毛泽东思想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从遵义会议到长征胜利结束，这是毛泽东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主要体现为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作出组织安排，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10］，会后不久，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新“三人团”，但周恩来“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11］，把红军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事实上成为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从政治权威理论来说，任何权威领导的形成与发展都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从领导地位的确立来说，认为遵义会议标志着在事实上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主要是从政治权力的确立这个层面上说的，而从政治权威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权威仅是刚刚开始确立。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12］，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中发生的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小波澜”以及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发生即是例证。张国焘分裂主义从深层次来说就是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公然挑战，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红军的坚决斗争下，最终坚持和维护了党中央权威。长征胜利结束后，鉴于毛泽东在此前所体现出的杰出领导才能，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的卓越贡献，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正式确立。
从长征结束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权威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主要体现为政治领袖地位的确立。
长征胜利结束后，红军扎根陕北，当时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所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妄图继续歼灭北方红军主力，陕北革命根据地处于四面被围的局面①。有人形容“中国共产党当时像是一家临近破产的企业，而毛泽东则是新上任的总经理”［13］。为了在陕北立住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先后决定东征、西征，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所辖范围。与此同时，党中央对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哥老会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系列的有效举措使我们党在陕北立住了脚。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独立自主地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14］363，“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15］。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如何制定抗日战争时期总体战略方针继续考验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以及“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16］等正确主张。在洛川会议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了两个“独立自主”问题的重要战略地位，即在军事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要注意“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17］的问题，即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因为这是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乃至此后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
后来，王明右倾错误主张使这个正确的政策一度发生了波折，这是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权威的又一次重大挑战。1937年末，王明从苏联回到中国，他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斯大林与他“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18］510。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一回国就对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指手画脚。1937年12月在他回国后的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全民族抗战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提出了全面指责，明里暗里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王明反对毛泽东主张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19］。在军事上又主张所谓统一指挥等“五个统一”，否定了毛泽东关于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正确方针。虽然王明的主张是错误的，但是他宣称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故而对与会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毛泽东的处境一度比较孤立。会后，王明去了武汉，更加无视中央，不服从党中央部署安排，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受到很大挑战。但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得到了全面贯彻并取得了很大胜利，加上任弼时1938年3月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后，同年七八月间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0］138，并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20］141。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明回国以来一切错误主张，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确的政治路线，消除了王明右倾路线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中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毛泽东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评价很高，他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21］。至此，毛泽东在党内政治领袖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了较大发展。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积淀，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形成。长征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22］，先后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以及《论新阶段》等光辉著作，从现实上、理论上以及哲学的高度及时回答了党所面临的重大、关键问题，使毛泽东思想也从初步形成逐步走向成熟，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但是全党已经较为自觉地沿着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正确主张前进了。
（二）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延安整风：党中央权威的加强与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
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延安整风结束近七年的时间里，党中央权威得到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更加巩固，具体表现为毛泽东政治领袖地位更加稳固以及思想领袖地位的确立；二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全面展开、达到成熟。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重新肯定并得到党内特别是高层中的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拥护，这就使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更加稳固，“毛泽东同志真正负起了党的全面领导责任”［23］。但当时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也面临一些挑战。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军部发动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新四军番号被取消。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是毛主席事先未估计到的”［24］191，而主要原因就是以项英为代表的新四军的领导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在皖南事变后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中指出：“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25］68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对历史上错误路线的危害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更具体来说，就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并没有从思想上进行根除。
遵义会议仅仅解决了军事路线上的问题，否定了王明“左”倾路线中关于军事上的错误主张，但由于长征途中战争情况非常紧急且时机也不成熟，并没有对王明“左”倾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根本的清算。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为遵义会议起草的决议中指出：“政治局扩大会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26］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遵义会议既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也没有在思想上对曾经给党带来严重危害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予以彻底地清理，有继续危害党的事业的现实可能性，这也是党发动延安整风的根本原因。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编辑“党书”《六大以来》，要求党员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并认真学习党史、总结经验教训。“编出《六大以来》使总结历史经验得到一个武器。”［24］19通过对理论和党的历史的学习，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等党的历史文献的比较学习，使党员干部明显地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以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标志，开始了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1941年9月10日到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分析党的历史上政治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会上很多以前犯过错误的同志如张闻天、博古以及王稼祥等都作了自我批评，九月会议为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之后几个月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在取得成效之后，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达到成熟，毛泽东认为“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7］。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经过整风，全党的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不断深入，党中央权威也得到更好的坚持和维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28］。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党中央权威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对于党的历史进行系统总结的时机也成熟了，于是就有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延安整风的圆满结束。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有力地坚持和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在这期间，毛泽东思想也得到了系统发展、达到成熟。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完整地提出并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创举，不仅科学解答了党当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18］562，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已经从政治领袖逐渐成为全党的思想领袖。1943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20］344。这是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也预示着毛泽东思想的最终成熟，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呼之欲出。
（三）从党的七大到延安时期结束：党中央权威的完善与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从党的七大到延安时期结束，党中央权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之后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外，还为党的七大的召开做了准备工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光荣载入史册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并且在之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以党的七大为标志，全党走向成熟，邓小平指出：“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9］。至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在全党范围内得到普遍确认。党的七大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0］。至此，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随着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党的七大后不久，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一系列争取和平建国的努力没有成为现实，国共关系再次破裂，革命进入到解放战争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推进，全国各大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战争的正规化程度越来越高，由以前的游击战争为主转变为大规模的兵团作战，这时由于长期被敌人分割下的游击战争环境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危害逐渐显露出来，由此，党中央把一切可能和必须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就显得特别重要。为了进一步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报告制度，标志着坚持和维护中央权威开始制度化了。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提出建立报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的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并特别强调要求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31］1264；同时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了之前已经规定的需要报告请示的事项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31］1265-1266。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中将报告制度的内容进一步细化，要求中央各派出机关“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都要“同时发给中央一份”，对于下级向其“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并且规定“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32］。这些补充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报告制度，对党中央权威的坚持和维护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报告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对于不认真执行报告制度的情况，毛泽东代表党中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坚决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
总的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毛泽东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巩固和加强的发展历史，具体来说就是毛泽东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再到思想领袖的过程；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到成熟并最终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这两个方面的历史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这是贯穿于整个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历史的根本逻辑，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一逻辑主线开展的，这也是延安时期党中央权威能够得到很好的坚持和维护的最根本的原因。
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
从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过程与根本经验就是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红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和毛泽东思想取得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这一历史逻辑中我们可以得出更为具体的历史经验。
（一）确立与巩固党的领导核心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政治保证
对于领导核心问题，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用桃子做过一个精妙的比喻，他说“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不，只有一个核心”［33］。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切实执行十大政策》的讲话中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34］可见毛泽东非常重视领导核心的作用。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35］310。从这些论述中可以体会到领导核心对党的事业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事业想要顺利地向前发展并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告诉我们，确立党的领导核心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政治保证。延安时期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延安时期党中央权威能够得到很好的坚持和维护、党的事业能够得到顺利发展的政治保证。领导核心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并非等闲之辈所能胜任。作为一代旷世巨人的毛泽东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36］，这是他能够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主观条件。正是因为毛泽东具有这样非凡的领袖特质，才能在关键时刻保证中国共产党伟大事业这艘大船能够不偏离正确航道从而做到行稳致远。
事实证明，延安时期党的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毛泽东这个核心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率先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原则，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等等，这些高瞻远瞩的战略主张为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完整提出并系统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解答了现实中一直争论的关键问题，并为中国未来的走向擘画了蓝图。同时，毛泽东亲自推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挽救了同志又整顿了思想、团结了同志，使全党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作为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总是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为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结论。
（二）科学的指导思想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行动指南
邓小平在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时谈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就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最终形成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强调：“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37］345可以看出，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有了这样一个行动指南，才使我们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指导思想对一个党至关重要，是区别于其他党派性质的根本标志。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十分重视理论指导并且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起来的政党，与拥有领导核心同样重要的是拥有科学的指导思想。纵观延安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确保党的事业顺利向前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就拥有的科学指导思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也无从谈起。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成功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创造，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管在陕北初期还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稳扎稳打，一步步走向成功，夺取了全国政权。新中国成立之初，朱德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地纠正了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就不能使党和人民革命事业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则胜利的获得也同样的是很难想象的。”［38］从中可以体会到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重大。因而，可以得出科学的指导思想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行动指南这一重要的历史经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来之不易的党的科学指导思想。
（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指导思想作为行动指南，但为什么在建党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党还没有产生毛泽东思想这样的科学指导思想之前，我们党还是遭遇了挫折，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解答这一问题，就需要第三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实践要求。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的特点来谈，如果只是单纯地谈论马克思主义，那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所以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9］。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相结合，两者不可偏废。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的“的”，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即是说所结合的中国具体实际必须是当时的实际而不是落后的实际或者超前的想象。在延安时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尽管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指导思想作为行动指南，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式地理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导致指导思想失去科学性，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失败的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陈独秀、李立三以及王明等人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之问，创立了科学指导思想，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纵观党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历史文化很好地结合了，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正实现，产生的指导思想就是科学的，就能促进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相反，什么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割裂开了，产生的理论就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是非科学的，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就不能顺利发展。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发展科学的理论，而不是拘泥于某些教条，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四）党的纪律与制度建设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制度保障
有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带领，有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理论成果的指导还不足以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要有纪律的约束和制度的规定，才能把党中央权威落实落细，才能使领导核心与党中央的权威作用真正凸显，科学的理论发挥作用。就如同保证火车正常飞驰的两条铁轨，党的纪律与制度建设能够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纵观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党的纪律与制度建设，也正是这样，才能使党中央权威真正得到坚持和维护，而不是止于口头、流于形式。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之前张国焘、王明等人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首次提出“四个服从”，并且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4］528皖南事变后，针对以项英为代表的党内出现的“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7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党性的决定》，强调“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25］445，要求不允许出现标新立异、自成系统的现象。关于党的制度建设方面，毛泽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38年9月在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天，针对王明一系列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18］520。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把制度建设作为一个武器使用的。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提出“四个服从”纪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14］528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也认识到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使党中央权威落到实处。除了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外，毛泽东还亲自推动一些制度落实落地。如民主集中制、请示报告制度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建立的党的重要制度，对于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制度的建立使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真正落到实处，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的目标有了保障，使党的事业顺利推进有了保障。因此，党的纪律与制度建设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这是我们得出的又一历史经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在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同时不断完善党的制度建设，确保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落地，推动党的事业顺利进行。
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现实镜鉴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经验……”［40］157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告诉我们，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分析研究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延安时期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和经验给了我们如下启示。
（一）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回顾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可以发现，延安时期党中央的权威之所以在曲折中不断得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直至革命事业的成功，根本原因有：一是形成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二是形成并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长期的革命实践反复证明，没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革命想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我们研究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得到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周恩来在1943年为他举行的延安欢迎会上动情地说道：“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41］这是党内普遍达成的共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鲜明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37］27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是“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42］537。在这样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背景下，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显得更加重要。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锐意进取、攻坚克难，“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6，经受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风险挑战，“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3］6。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成为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当之无愧的党中央和全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十九大党章中明确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了顺应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为了适应新时代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为了完成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党的十九大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分别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这一党的总章程和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中，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至此，在伟大的新时代，我们正式拥有了对于党和国家事业意义非凡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确立”的科学概念，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43］。“两个确立”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的反映，决议强调“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44］26。“两个确立”内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第一个确立”侧重组织上的要求，“第二个确立”侧重思想上的要求，二者合起来构成政治上的根本要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缺少哪一个都是不科学不完整的。党的二十大进一步阐明了新时代取得“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成果对于党、国家、人民、军队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决定性意义。大会强调：“‘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45］
回顾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领悟到新时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二）新时代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确立并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政治保证，这是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这一历史经验在新时代的具体运用，就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为作用形成的，而是在实践的斗争历练中自然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成为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船重千钧，掌舵一人。服从核心、维护核心就是服从大局、维护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46］结合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要在以下方面重点发力。
一方面，深刻认识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理论必然、历史必然与实践必然。从理论维度来看，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的，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47］邓小平曾强调：“关键在领导核心。”［35］30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核心作用的强调，确立核心、维护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从历史维度来看，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对党百年奋斗征程历史经验的深刻把握，党的百年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确立并维护核心的重大意义。延安时期，确立和巩固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政治保证，可以肯定地说，确立并维护核心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一大历史经验，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结果。从实践维度来看，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了新时代十年来的三件大事，并列举了十年来我们党取得的十六个方面的巨大成就，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先之劳之、运筹帷幄、掌舵领舵，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想要完成这三件大事和取得十六方面的辉煌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实践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重大意义。所以，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无论是从历史中还是现实中，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性、真理性、规律性认识。
另一方面，通过党内集中教育的形式增强全党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自觉意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确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历史基础与实践基础。作为一个拥有9 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党员素质难免参差不齐，要让全党同志都能深刻认识到其中的理论必然、历史必然与实践必然，自发自觉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就必须要通过在全党范围内不断开展集中教育来实现。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主导并推进了延安整风，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开始逐步扩大至全党进行整风运动，延安整风使全党思想达到空前团结。通过整风运动，全党认识到毛泽东政治主张的正确性、意识到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这对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及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开展多次党内集中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时代十年，党内主题教育对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的自觉意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新征程要继续保持开展党内主题教育的力度与强度，做到态度不变、力度不减、尺度不松，通过不断学习使全党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三）新时代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分析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过程，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一个经验：不仅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作为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行动指南，更要不断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的实践要求。这一历史经验运用于新时代，就是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科学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创立于新时代伟大实践之中，“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44］2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是因为其坚持“两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是因为其是属于新时代的科学指导思想，牢牢把握了时代脉搏、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准确深刻地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我们在新时代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的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结合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新时代，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应该抓住重点群体、抓住重点领域。
其一，抓住领导干部和青年这两大重点群体。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特别关注。以延安整风为例，延安整风“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思想入手”［18］639，取得良好效果以后，才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对于青年工作，毛泽东同样非常重视，做了大量工作。中共中央落脚延安后，一大批国统区青年为了追求进步来到延安，为了满足培养青年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立陕北公学，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李维汉回忆道：“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尽管当时的革命工作非常忙碌，但是毛泽东还是对陕公办学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了及时的指导［48］。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青年的重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这两个重点人群，多次强调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工作也发表了大量的丰富的论述，提出了殷殷嘱托。新时代针对这两大重点群体，重点是从制度上安排学习，思想上不断引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要求，使这两个重点群体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带头用这一科学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其二，抓住宣传工作、文艺工作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三大重点领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写入党章和宪法的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要求全社会共同坚持和维护其指导地位，而如果只抓重点群体，只能解决“点”的问题而不能解决“面”的问题。结合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应该从宣传、文艺及哲学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入手。毛泽东本人非常注重宣传工作，1943年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了宣传和组织两个委员会，毛泽东亲任宣传委员会书记，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对于文艺工作，从非常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即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重视程度。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毛泽东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运动的全党学习材料，可见他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这三大领域，先后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外，在不同场合对于三大领域工作都作出了一系列丰富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新时代，宣传工作要做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42］312；文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49］；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50］。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要求，在三大领域中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动全社会更加自觉地坚持和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四）新时代必须坚持不懈推动“两个确立”制度化
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经验告诉我们，确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还不够，还需要加强党的纪律和制度建设来提供保障，这样才能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确保党的事业顺利推进。作为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重要历史经验，“两个确立”是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中之重。但是“两个确立”绝对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的；“两个确立”同样也绝对不是空洞口号，而是需要落在实处的。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将“两个确立”制度化，以此来将其真正地落到实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推动“两个确立”制度化，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和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均审议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视，这是对“两个确立”制度化的重要安排。“两个确立”制度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向前推进。
其一，不断健全完善党内学习制度，将“两个确立”作为党内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2002年12月26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举行首次集体学习以来，中央政治局开展集体学习已经形成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了这项制度并将其进一步完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开展集体学习43次，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开展集体学习41次，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之广、频率之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也无法比拟的，这对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央层面特别是政治局层面的学习已经形成了制度机制。在全党更广的范围内，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集中教育的形式，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中增写了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容，党的二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又增写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内容，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建立全党范围内常态化学习制度的部署安排。毫无疑问，通过建立全党范围内常态化学习制度并将“两个确立”作为重要学习内容，是“两个确立”制度化的重要步骤，重点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有利于全党以及全社会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从而使“两个确立”落到实处。
其二，不断健全完善并坚持请示报告制度是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两个确立”制度化的重要安排。学习制度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实现“两个确立”制度化就必须要让“两个确立”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延安时期后期，为了适应革命环境形势的改变，“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31］1332能够有效集中于党中央，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报告制度，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维护了毛泽东同志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请示报告制度，对此作出了丰富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有效执行关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有效执行，关乎党的组织纪律［40］48-49。关于请示报告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请示报告不在于报告内容的多少而在于问题是否重大以及情况是否真实，强调要做到“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40］28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请示报告制度的进一步丰富完善指明了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中对请示报告制度进行了丰富完善，使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更加有章可循。这些论述和举措，进一步丰富了请示报告制度的内容，使其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意义，不打折扣地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将坚持和维护“两个确立”铭记于心、践行于行，将“两个维护”真正落到实处。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研究延安时期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历史的重大时代价值，就是要在新时代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巍巍巨轮能够行稳致远提供根本的政治保证！
